第三百五十三章 反原教旨规划（1 / 2）

郭康想了想，觉得这么说的也有道理。

如果不承认异教徒的善举与信徒的善举相同，那么就等于认为有不止一个善的来源，而且有不止一个主宰者存在。对于一神教信徒来说，这是更不能接受的。

所以，哪怕对方信仰其他神，乃至信奉多神教、不承认一神教的基本规则，信徒自己都得坚持这份信仰，认可对方的贡献。否则，教义本身就出问题了。

从历史上看，正教在这方面也确实比较宽容——甚至宽容过头了。他们甚至把无神论者都拉来当圣人，称赞人家的功劳……

“那如果有人不承认圣人呢？”郭康想了想，问：“不承认可以像这样‘中转’神恩，是不是就能不用感谢别人了？”

“那是什么异端啊……”米哈伊尔神父惊讶地说。

“呃……”郭康想了想，觉得也确实是这样。

他当年听说，有些信徒不想感谢帮助自己的人，就把功劳归于神，以此免除自己的道德负担。针对这一类的情况，必须提前进行教育，加以防范，免得因此造成冲突，拖累之后的扶持政策。

但如今一分析，这种行为在教会看来，同样是不道德的——真不想承认的话，有的是借口。承认自己没素质就行，不要把天父天兄搬出来连累人家。

郭康一时想不起，自己是从哪看到的例子，才产生这种担忧了。

仔细想想，天方教那边，一样在尽力避免这种问题。

据合赞汗的传记说，当年，波斯教士们曾经多次向他反映，希望他监督手下的将军们。因为这些游牧部落出身的将领，信仰非常不虔诚：他们作战的时候，如果赢了，就会吹嘘自己的勇武和谋略；而要是打输了，就开始怪胡大没有保佑好大家。

对此，合赞汗也没什么办法。

这种好处归自己、责任归神的态度，容易破坏宗教的权威。属于正经教士都想管，但总是管不住的。

真正在理论上放开这种行为的，估计是拜上帝教和天方教的“新教”运动。

以欧洲的情况为例，马丁路德当年提出的理论，被归纳为“三个唯独”：唯独信心、唯独圣经、唯独恩典。这三条成为各类新教的起源，也是最明显的核心特征。

唯独信心的意思，就是不承认罗马公教提倡的“善功”。公教教会认为，人的信仰和人的善举，都是成为义人，得到救赎的关键，而新教只承认信仰，不承认善举的作用。

这里的根本分歧，是对于原罪的理解。

罗马公教认为，人是可以行善的。天父会把“义”，也就是一种神圣化、概念化的恩赐，灌注到行善者身上，让他能够得到救赎。如果这个人一生都坚持义举，得到天父的欣赏，那么就能进入天堂。是否行义，是个人的自由选择，凡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与天父合作。

但新教对原罪更加看重，否认善行的意义，认为只有信仰是决定因素。后来加尔文对此进一步论证，总结出“人的全然败坏”理论，也就是说邪恶是无所不在的，已经深入人的根基和本性之中，人就不可能自主地去行善。

这个理论波及的范围，远超宗教领域。直到几百年后，郭康生活的时代，依然有不少人在世俗领域中，都还喜欢到处使用“人性败坏”的说法，什么事都能归因于这种黑暗的“人性”。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新教理念，而且很大可能是更激进的加尔文一系的话术，被人引入进来的。

而对正教来说，这种理论就更加让人难受了。相对于公教教会，原罪论对于正教来说，重要性更低。这种刻意的强调，从理论基础上就难以兼容。

而且，否定善行，否定人有追求善的自主意志，等于全盘否定了“教化”的可行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