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三章 徐家逃奴（3 / 4）

> 刘印没有问是什么事。既然老爷让给自己的爹送信，那肯定有要事。

和珅没有对刘印解释，洗了把脸，便来到书案前提笔写信。很快，信就写好了，和珅将信装入信封，贴上火漆。等了一会待火漆干了，便交给了刘印。

“老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的没有？”刘印接过信后，低声问道。

“你就跟他说，信里我说的事，让他先去请教一下泉之先生。”

这个泉之先生，就是和珅曾经的老师吴省兰，字泉之。曾与他的兄长吴省之一同担任咸安宫教习。这兄弟二人后来都投靠了和珅，其中以吴省兰最为无耻。

和珅之所以让刘印给他爹刘全送信，就是担心云南运铜货船的事与刘全有关。他记得刘全曾经和他提过想插一脚，自己没太当回事，就答应了。

这次运铜船在江宁出事，九万多斤铜都掉入水中，这可不是小事。万一被担任着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钱沣给查出刘全在里面掺和了一脚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
和珅在云南铜矿的利益里没有插手，他插手的是日本铜矿海运的生意。

清朝入关之后，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，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。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，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，运输非常困难；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，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。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，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，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。

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，也不过十五天时间。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，这样一年航行两次，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。截止到17世纪末，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，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。

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，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，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。

于是自一七一五年（正德五年）起，德川幕府实施了“正德新令”。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。而准许入港通商的，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“信牌”的商人，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，铜三百万斤。

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（阿桂为首的武官派、刘墉为首的御史派、钱沣为首的反对派）的斗争资本，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，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。如有不从，则派人伪装成强盗，抄家灭门，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。

因此，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，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。

此时天色尚早，和珅想了想，回到里屋，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，带上了帽子。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。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，时刻叫他伴驾服侍。

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，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。

“和大人，皇上正要找你。”

和珅连忙进帐，来到皇帝身前，正要叩头，却听乾隆说道：“和珅免礼。”

“奴才谢主子。”和珅抬眼看去，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，面带不豫。

“主子，有什么烦心事吗？”

“庆桂递来的折子，你看看吧。”

和珅闻言，随即躬身上前，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，打开观看。

这是吉林将军庆桂（尹继善之子）和宁古塔副都统阿林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，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、鲁寿山、潘秀成、雅宁、揭三子等人，先后逃脱，同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