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五章 巧妙化解开读之变(1 / 3)
“所谓‘申上饬下’,我大明文书用印,皆钤印于年月之处,同时用朱笔填写日期。” 皇帝此刻的语气平静而冷淡,他像是一座高峻陡峭的险峰,只需平和端方就足以使人跌坠深渊。 他用指头戳了戳那奏疏末尾,又翻过来指了指那文书正面,似笑非笑地冲着殿内众人道,“这封奏疏上的笔迹并非寻常的‘朱压墨’,而是‘墨压朱’。” “因此这封奏疏是先盖了朱印,尔后才填写的文章与署名,这是洪武年间的老把戏了嘛。” “申上饬下”是大明公文的行移原则之一,即“平行正印,申上正印,下行惟年月正印,其余斜印”。 也就是说,在大明的官僚体系中,上行文书和平行文书都应该使用“正印”,而下行文书除年月处用正印外,其余均用“斜印”。 这里所谓的“正印”,是指在文书文书正面,以及文书最后签署年月之处,端正地钤盖上文书发出衙门的官印。 对此,朱元璋在“空印案”后的洪武十五年特别规定,“凡奏、启本内官员,正面真谨佥名,当该吏典,于纸背书名画字,如有事故官员,不许写列空衔。年月及正面上,俱用印信,毋致漏使。” 由此可见,在文书特定的地方用印,是关系到文书效力和文书真伪的重要问题。 将官印钤印于年月之处,不仅可以表示文书的效力,还能防止有人借改纂年月日期,随意使用官府的文书谋求私利、鱼肉百姓。 “皇爷恕罪。” 殿内诡异地静默了片刻,最终仍是王体乾开口道,“奴婢没有看出来……” 朱由校将手中的奏疏往王体乾面前一掷,迅速打断了他的辩解,“那朕让你再好好看看。” “万历二十九年,先帝被册立为太子后,神宗皇帝钦点徐文兆为典玺局郎,韩本用为纪事,吴进忠为典玺局写字,邹义、王安、李实等为伴读。” “当年你在孙隆名下,又是内书堂的出身,万历二十八年后在文书房供事,密以重贿求得李老娘娘,才得充先帝东宫典玺局印。” “先帝出阁读书晚,朕在东宫时,这诵书习字,都是跟着你们这一群先帝伴读慢慢学下来的,所以朕对你们的字迹是再熟悉不过了。” “你昔年在东宫典玺局,比朕更是近水楼台,如何会辨认不出这奏疏上的字迹是真是假?” 王体乾颤抖着手捡起了那封奏疏,冷汗顷刻间便浸透了里衣。 众所周知,由于明光宗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,明神宗在万历年间便一意延缓明光宗出阁读书的进程,导致明光宗在万历二十一年“三王并封”时才被获准出阁读书。 当时,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,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,要将皇长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,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。 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,又怕被朝臣攻讦,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,如此长子就是嫡子,往后朱常洛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册封为太子,也算是名正言顺。 然而明神宗只以“三王并封谕”告示朝臣,并没有如王锡爵所请,提出“长子以皇后为母”的说法。 于是“三王并封”的旨意一下,顿时引得朝野大哗,因为王锡爵这样一退让,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经过参选,才有机会成为太子,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。 此种作法,分明是变相地质疑朱常洛为太子的合法性。 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,王锡爵被逼无奈,自劾请辞,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,不得不同意让朱常洛在翌年出阁读书。 故而朱常洛正式出阁读书是在万历二十二年,也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,比明朝制度中“皇太子八岁出阁读书”的年纪晚了整整四年。 所谓“皇太子出阁读书”,即指太子在接受了皇帝或者宦官的开蒙后,每天等到皇帝退朝就要去文华殿开始正规的学习。 一般上午学习四书、五经和经典史籍,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,皇太子可以休息或者是练习骑射,晚上诵读白天学习的课文,每三天进行一次复习。 皇太子出阁读书期间没有假期,只有在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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