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一章 圣人亦皆人臣(1 / 3)
所谓“文华殿讲读”,即经筵日讲,也就是内阁学士与翰林讲官为皇帝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小课堂。 昔年汉宣帝曾命儒臣讲五经于石渠阁,唐玄宗置集贤院日讲经史,到了宋代,始有“经筵”之正式称谓,并置学士,规定时日入侍讲读。 但是直到正统元年,经筵才成为国家经制中的一项崇高制度。 当时明英宗以冲龄即位,“三杨”柄政,因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,杨士奇上疏请开经筵,并制定仪注,将经筵时间定为自每年二月、八月中旬起,至四月、十月末旬止。 “经筵”与“日讲”不同,“经筵”仪式颇为隆重,为朝廷盛典,每月逢二日进讲。 每次经筵时,所有六部尚书、左右都御史、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,甚至通政史、大理寺卿以及六科给事中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,至天启朝逐渐沦为形式。 而“日讲”时,则只用讲读官及内阁学士侍班,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,讲官直说大义,惟在明白易晓,是皇帝真正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。 简而言之,明朝皇帝上课,一般为“每日一小讲,每旬一大讲”,小讲是为日常讲学,大讲就相当于在群臣面前表演一次“公开课”。 虽则制度规定如此,但到了晚明,经筵日讲的时间便不再固定,甚至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喜好更改停罢。 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,历史上的明熹宗并不是一个勤于日讲的皇帝。 他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日讲,十月二十一日再讲,之后似乎便传旨暂免,尔后,方从哲在十一月初四日上疏请求恢复日讲,但也没有得到批准。 直到次年,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又重新恢复日讲,其后便逐渐变得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动不动就下旨停课。 在经筵日讲的过程中,明熹宗的表现也不主动,只是履行仪式性的职责而已,只有在孙承宗讲学时,才稍稍流露出一些认真听讲的积极反应。 不过朱由校这回传旨日讲,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听课,而是为了讲书完毕之后的议政。 由于系统小助手的提示,朱由校决定在日讲之后驳回内阁联名反对宦官镇辽之请,这样既显得“政出于己”,又让魏忠贤少了一个能“狐假虎威”的机会。 其实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就坐落于左顺门外的东南角、皇极门东庑尽处,与文华殿相隔不过一千米。 但是按照大明的政治规则,皇帝是不会亲临文渊阁的,倘或皇帝想与内阁议论政事,要么是由宦官口传圣旨,要么则是直接宣召,让阁臣入殿面商。 即使是当年的张居正,有明神宗得知其腹痛后,亲手调制辣面并赐金镶牙箸以食的殊荣,但那碗面条,终究也是由宦官端到文渊阁的。 明神宗能为张居正破格动手调配佐料,但却是绝不会带着提食盒的宫人亲自到文渊阁去表达关心的。 晚明的皇帝喜欢传话,甚至把话说得模棱两可,让底下人猜测自己的意思,这便是帝王心术的手段之一。 然而就是这样的手段,却也给了宦官仗势欺人的可趁之机。 朱由校心里琢磨的就是,倘或让魏忠贤直接去文渊阁传话驳斥,倒又让他白白地出了一次风头,而直接宣召阁臣入殿呢,却显得太过郑重其事。 两相对比下来,还是日讲后的议政更加举重若轻,既轻盈潇洒又不会显得随意。 朱由校的自鸣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,到得翌日五更时,天还未亮透,他就被宫人蹑手蹑脚地叫醒了。 皇帝在经筵日讲时起得这样早,却不是为了后世学校中惯有的“晨读”,而是为了祭祀。 除去春秋两季经筵开讲的先一日要专门祭拜之外,每日的日讲正式开始前,也有专门为皇帝量身打造的祭拜活动。 日初出之时,皇帝须得到文华殿后殿的东房进行祭祀,当皇帝祭祀之时,阁臣与讲臣们则站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。 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,讲官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,因此即使朱由校再不情愿,也得老老实实地配合着完成这项在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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